带娃和开车其实蛮像的，都是只需要时不时分出一点注意力确认安全，其他时候可以“一心二用”--不鼓励，安全第一--做点其他什么事情。今天带娃的时候就走了一会儿神，把胡思乱想记在这儿罢
带娃的一个常见问题在于要如何平衡满足宝宝的探索欲和保护它的安全。磕磕碰碰的伤害往往很明显而且立刻发生，而对于宝宝过分限制让它的探索欲被压制，自信心受挫这样的伤害不是即时发生后果也不如外伤那么明显，所以我们往往过度保护孩子的物理安全，据我观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的这一倾向要大于父母们。因着我们文化里持久存在的家国观念，这样的情况也自然地出现在国家政策里。对于婴儿的控制，保护安全是一种原因，还有可能是纯粹自私的原因，比如有时候他自己玩耍的时候发出怪叫，我看到他可爱的样子想抱他了，就抱起来玩了，并不在乎是否打断了他正在专注的事情。这样的控制仅仅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愿望而已。
原谅这里跳跃一下，从另一个话题讲起，先聊聊我初中政治课级别的政治经济学知识。我们概念里对资本主义的种种批评，都是从资本的贪婪本质讲起，其实贪婪的是人，只是因为资本自增长的特质 – 这样的特质不仅资本有，很多东西都有，比如病毒 – 而使它适合成为贪婪性的载体。所谓自增长，也就是
X=IX
简单理解 I 就是投资回报率+1，你手里的钱 X，经过一轮投资，会增长为 IX。别看这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表达式，它是指数增长的基础，非线性的源泉，无数个体的经济行为不停地迭代会让系统迅速非线性化，于是我们需要国家干预而不让系统失控。干预就是权力，在我们的认知里权力是没有自增长特质的，管交通的不会有收你的税的权力，收你税的人不会有审查你的网站的权力。但是行使权力本身是可以增长的，只不过通常情况下也没有无限制迭代增长的可能。譬如说收税的今年收 1 次，明年可能收两次，或者今年收 1%，明年可以收 2%，这都可以，但是因为政府系统法律制度等等的存在，这种增长不会无限扩大或者无数次地迭代，因此是可控的。但在系统 bug（法律或者官僚体制不完善）或者某些特殊外部条件下–小行星要撞地球了或者大灾难等，某项权力的行使可能会无序增长。譬如核酸从某些区域的人某些天需要做，到所有人每天都要做，健康码从密接会变色到“时空伴随”会变色到政府官员可以直接“赋黄码”“赋红码”。这样非线性行权也可以造成混沌。
问题是为什么，并不是所有可自增长的都必然要自增长，资本自增长会变成现实是因为人的贪婪，但是行权的自增长在可能发生窗口期内为什么会立刻必然地发生呢？其实也还是因为“纯粹自私”的原因，或者说一种广义的贪婪吧。举个例子，今年初我回国的时候在浦东机场，填写第 n 个微信公众号表单的时候，里面有一项 ID 注明填身份证号或者护照号，我填了护照号（可能因为短一些吧，也可能因为用的护照号订的机票，之前的很多表格需要跟订机票的 id 一致所以都用的护照号，总之顺手就填了）。我排在队伍最后，终于排到我了，一个年轻的工作人员查验我的表单，他扫了一眼就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是，他就把声调变得特别官僚，对我呵斥“是中国人为什么不填身份证号？回国了就要用身份证不知道吗？“，我说表格上标明都可以的，需不需要我重新填写？他低头玩着手机，说“不需要了，下次注意”，这短暂的交流就结束了。他的态度很明显地告诉我他是在“管理”而非“服务”，管的还是不必管的事情，我只能猜测他的动机仅仅是耍个官威开心一把。指挥别人（行权）会满足自己的控制欲，这就跟我为了抚摸宝宝柔滑的小肌肤开心一把而不管他在玩什么就直接抱到怀里是一样的。所以资本的自增长和权力的自增长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贪欲的满足，一个是控制欲的满足。所不同的是，放纵贪欲的坏处是人所共识，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去控制去警戒，但是控制欲的发泄却很隐蔽，很容易以保护安全为幌子，而被滥用。回到带娃的比喻上，如果宝宝会说话，反问我为什么粗暴地把他抱离玩具，我很容易找到防止他撞头地借口，因为这两个动机在解释控制行为上几乎无法区分，同样地，在一个家国观念很重，父母官观念很重的文化里，放纵控制欲的行为很容易找到“为你好”的幌子。
总结：
- 资本因人的贪欲而失控和行权因人的控制欲而失控没有本质不同，都是自增长特质带来的混沌。
- 资本的贪婪人所共知，有成熟的法律制度限制，权力在特殊情势下的失控却让社会猝不及防，对此毫无免疫力。
- 家国情怀，父母官文化让权力更容易以保护为名而失控。